管老师

我今年81岁，1933年9月10日我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我父母都是江苏常州人，母亲结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是鲁迅的弟子。父亲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与陈省身和曹禺是同届。其时研究生院每年也就招一两个学生，能考上很不容易。

父亲和陈省身很有缘，都在南开中学上学，但父亲因搞学运被开除。厥后有人说他俩是南开中学校友，父亲还开玩笑说，是学校把他开除的。陈省身在清华大学理学院，厥后成为著名的数学家。他俩曾住一个房间，父亲的桥牌就是陈省身教的。曹禺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院，父亲则在中国文学院。

父亲是平北抗日根据地专员，迄今在位于延庆的抗日战争博物馆里，还挂有他一张大照片。抗战开始后，我们打算颠末天津回南方，便把所有物什都打包寄回常州，因此我小时候的照片一张都没保存。战事发展很快，厥后就走不了，只好留在天津。印象中父亲做地下事情，许多人经常来我们家谈事。

不久，父亲从天津去解放区，他隐姓埋名改姓张。由于妹妹才出生，我们没法一起走。我在天津念到小学三年级，到北京后，先进入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就在皇城根里。因学校管理太松散，厥后转到厂桥小学读书。直到日本投降，八路军进张家口，我们才从北京到张家口，那时我12岁，基本算小学结业。因时局动荡，加之时间久远，是不是正式结业就记不太清楚。

在张家口差不多待了半年，国民党进攻，我们撤退到华北解放区，在离西北坡8里的地方住过一段时间。河两边一边是西黄泥村，一边是东黄泥村。随着战事的发展，我们就转移到石家庄郊区的柏林庄。厥后国民党轰炸石家庄，我们就行军，小孩也都背着包跟队伍一起走。撤到阜平县的陈南庄，这是最老的根据地之一，毛主席和华北军区总部曾在这里驻扎过。

回想起来，初中正好赶上战争年代，行军时间长，老要转移，基本没法正规上课。经济也很困难，学校要求生产养学，我们还在解放区种过大烟，用它跟国民党军队交换武器，所以我对大烟印象深刻。当然主要是老百姓种，收割后，我们把地里的烟叶和烟杆收回来熬烟膏。哎哟，那味道可真香。

初中很不正规，一是学校要求不正规，二是水平不正规。班上同砚年龄跨度很大，有的已结婚，我年龄最小，还在班上拜认过一位干妈。功课方面，初一语文好像还不错，日记经常能上壁报。厥后作文题目都跟时局有关，我也没思路，不知道写什么好，偶尔能写出些东西，但大部分写不出来。至于数学，印象中就是学了点代数。

为生产养学，有时我们去工厂做军服。被服厂在陈庄，离我们有一段距离，行军需要两天。有时还要到场土改，有个别同砚去参军。我们有文工团，像导演《四世同堂》的林汝为，她曾经在学校饰演过《白毛女》，是我的同砚。

1949年初，我们从解放区到北京，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上课。先是住在先农坛，厥后被安排到位于和平门外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二部上学。从年份推算，我应该是念高中。男同砚住在对面的壹字楼，女同砚住在院里，也是一个王府，借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教室上课，这时学校就很正规化。

其时我们以为，要建设新中国就要学习，且都比力认同工科，学文科的较少。要全面学苏，但并没有很好地计划怎么学苏。首当其冲是要过语言关，学校按水平分班。

由于人多且来源复杂，既有工农子弟，又有上海学生。学生也很有意思，有像我一样的只学俄文，上海学生但凡上过高中大概大学都有相当英文底子，而东北学生大多是日语底子。我们住在王兆屯，先被集中起来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政治学习。由于生活条件较差，结业时，上海同砚就编了一首讽刺歌，“王兆屯有块地，在这个地方养小鸡……”暗指我们是一群小鸡。

学完后分班。由于所学水平不一，有个别同砚直接是研究生，有的进入高级班，预备期一年，有的进入中级班，预备期两年，但都要从俄文学起。我原来被编入中级班，但由于非常不自信，就申请去初级班。

学苏联是种潮流，初级班就有六七个班。谁来教俄文？当地白俄。俄国革命和苏俄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流亡于上海和东北等地的俄裔难民。他们就像教一年级小学生那样，语文从一二三四，数学从代数几何开始，学得很慢。物理和化学就是背名词写符号，非常简单。考试时偏重俄文，不在于内容。举个例子，物理考试要求用俄文写阿基米德原理试验，如果俄文错误就扣分。虽然效率低，但俄文基础打得不错。

1952年我从初级班结业，接着念（哈工大）大一，被分到电机系。化学几乎全靠自学，从这时起我就培养了自学能力，学得相对扎实。大一念完，学校选拔留苏预备生。我进入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简称俄专）留苏预备部，预备期一年。

到俄专有两个目的，一是政审，那时政审尤其严格，有些地主大概资本家出身的学生，我国以为可以去留学，但苏联方面不接受的情况经常发生。二是学俄文。对我们这些来自哈工大的学生来说，俄文仍需要提高。但在那种环境下，很难为我们这批人重新设置课程大概请老师来提高。如果还要找出第三个目的，就是把身体锻炼好，其时还有人笑我们是体育“棒子”。

学生生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拨人上过大一，一拨人高中结业，颠末高考选拔而来。国家盼望大家都不要跳级。到苏联后，我不知怎么就开了窍，直接申请念二年级。可能中国人给俄国人印象还不错，学习努力而且比力规矩，他们同意我升级。跟我一起去申请的一位捷克女生，因没被批准而哭过鼻子。

我没系统学过中学课程，一方面留下遗憾和缺陷，但另一方面又培养了自学能力。我们学习非常努力，不管分去学什么，都为着报效祖国而去。多年后作为留苏理事会理事的我发现，留苏同砚会里还有同砚当了作家，但留苏时他读的是工科。

我们分成四批奔赴俄罗斯上学，我在第四批。每人两个大箱子，制作全套衣服。坐着长长的专列，颠末满洲里，七天七夜后才到达。

按原计划，我应该到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就读，但由于在莫斯科集中的学生太多，第四批学生就分配到其他城市，我被改到哈尔科夫列宁工学院，学汽车拖拉机专业。

原来我在解放区时的一个老同砚阮崇武，厥后是海南省省长兼书记第一人。他比我提前一年到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听说我要过去，他还特别高兴，准备来接我，结果盼望落空。

老师推荐我继续上研究生。专业课不像现在有计算机，其时都是经验公式。其实还没接触专业时，我就已经开始学习，先学理论课，厥后是布局课和设计课。理论课多少有些理论探讨，但我觉得还不够，就本身提出题目，并试着用学到的数理来解释，受到老师特别关注。

苏联教育制度跟欧洲类似，一个学科就一个学术带头人。我的研究生导师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他不仅是博士，也是科学院院士。一般来说，工科很难通过一次答辩得到博士学位，但理科却有这种情况，由于理科容易确定是不是创新。对工科而言，除非你的学术被社会承认，得到同行和答辩委员会认可，即使不做论文也会被授予博士。

我在俄罗斯前后待了7年。当年同届且直接上大二的两名哈工大留学生，我继续读研，成为教研组第一个女研究生，另一人返国后被分到洛阳拖拉机厂（简称洛拖）。

1958年我返国，打算过完暑假就回俄罗斯读研。正好赶上大跃进，许多人都劝我别去，否则就跟不上国内形势。但我并不想放弃，为让我了解全国机械工业情况，我被分到汽车局，主要目的是到全国了解国情。

这期间我去过许多地方，大家出差一般都带着我。我去过西安、重庆和洛阳，看过大炼钢铁，看过人民公社，到天津看过麦子丰收。好几亩地的麦子堆在一起，担心它坏掉，通过钢管往里面导空气。那时我很瘦，差点被放到麦堆上面拍照。

同年11月，我回到俄罗斯。此后3年，我主要在试验室和教研组做研究。回想起来，我对研究生印象主要是锻炼能力。我受导师的影响和启发较大，他对我厥后从事科研事情建立本身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打下重要基础。

导师年轻时写过许多著作，上课时我们不用统编教材，而是学术带头人的思想和著作。他年事已高，一般由其大弟子给我们讲课。导师对我还“另眼相待”，其他研究生都不让出差，而我往往能得到批准。他的专长是履带拖拉机，我研究的是轮式车辆，我就申请去俄罗斯最大图书馆——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他之所以同意，一方面可能由于我是女研究生，另一方面我很认真地向他请教专业题目。

俄罗斯人对我非常好，试验室有许多布局件要本身动手。有个老工人已退休，但为了我又重新来上班，特别令人感动。甚至我返国后，他还不断给我写信。厥后中苏关系破裂，他担心通信会对我造成影响，因此通过一个越南人给我写过信。

让人感动的事情许多。我在试验室搞电丈量时，其时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学都没学过。试验期间仪器难免不出题目，有时本身办理不了，我就到电机系去请求帮忙。他们一看是中国学生，都非常乐意帮助。因此，只要是跟其他专业系联系，一般都是我出面，肯定能把事办成。

1962年5月，我得到工程科学副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学位。当年返国，我本想去吉林工业大学，但这时我先生事情有些变化。苏联提出发起，从中国派去的研究生，由于语言大概其他因素，跟他们对接有些困难。因此，他们盼望从已结业的学生里挑选，在国内练习两年后再留学做研究生。我先生也被选为研究生，他学的是重型机械，结业后分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练习。中苏关系破裂后，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出去，他就转到航天部。我返国时，他已在航天部第一研究院上班。

我跟郑正仁结合从力学角度研究高斑纹轮胎，很短时间内就建立了一套能丈量拖拉机特性和轮胎特性的电测系统，既能丈量单个车轮的牵引特性，又能丈量整车特性，即使到现在仍有它的价值。

做试验时，我们常年待在江西拖拉机厂。江西南昌莲塘有个农研所，那里有地可供拖拉机试验。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并发表研究结果：对拖拉机而言，两种行走机构各有优缺点，根据整车参数匹配差别，采用差别配合各自发挥所长，比如高斑纹轮胎容易打滑，但滚动阻力较低，车轮与整车参数的合理匹配均能达到高效率的结果。

叶轮被淘汰，原因是它会把地垦坏。水田常年会形成一个土隔层，不漏水，也不漏肥料。但用叶轮耕几次就开始漏水。再者，从使用便利性看，叶轮轮胎还破坏路，下水田前先安装，用完后再来回换，坐着也不舒服。但从理论上也不能否认叶轮轮胎，高斑纹轮胎厥后在上海生产。郑正仁以为我比力得力，就想调我去橡胶研究院。

事情没多久，社教活动开始。为使学校免受打击，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提出学校本身搞社教，就提出批判苏联理论脱离实际的题目。这时已很难正经八百地做业务，我做了一年社教，曾带领马跃（原二汽厂长）那届学生去江西拖拉机厂搞结业设计，实际也到场他们的社教活动。回来后，我还去延庆做过一年“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活动。

清华大学原来只有动农系，即动力系和农业机械系，后者分为发动机、拖拉机和汽车三个教研组。由于拖拉机教研组老受到活动打击，“文革”结束后重新设置院系，大家发起将拖拉机专业改为汽车专业，如许就变成汽车和发动机两个专业，一直延续到现在。

由蒋南翔首创，清华大学从1953年起就建立“双肩挑”辅导员制度。所谓双肩挑，就是学校创造性地选择一些政治素质过硬、业务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辅导员。这些学生辅导员一肩挑思想政治事情，一肩挑业务学习。

留苏回来后，我就担任拖拉机教研组党支部书记。“四清”还没结束时，“文革”突然爆发，我们都回到学校。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都受到差别水平的打击，什么黑帮劳动、泼黑墨水、戴高帽子等都有，我是极少数没受到任何打击的党支部书记之一。这可能是由于我处理题目比力实事求是，从没想过利用职务给本身谋事谋利，因此老师和同砚对我印象都还不错。

事情组进驻清华大学后提倡搞领导班子“三结合”，教研组群众推荐我到场三结合。“文化大革命”到底干什么，我不知所以然。有老红卫兵看我出身挺好，便吸收我加入，我也不知道加入后要做什么，态度也就无所谓。尽管没什么作为，但教研组内不免就有人说，你看，她和我们成另类了。

这时串联搞得热火朝天，我几乎是惟一还没出去串联的人。我本身都对“文革”不了解，不知去串联宣传什么。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说，毛泽东思想掌握得最好的是陈伯达。我就苦思冥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并不完全理性，而是感性更多。

毛主席语录和著作厥后要求大家普遍学习背诵，但在解放区时并不如许。解放区很困难，但那么短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毛主席的一些经典论述如“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等都出来了，而且他的诗词极度有气魄，心里觉得他真了不起。因此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我们心情愉快，从来都没觉得苦，也没想过将来会怎样。

我就忽然有了主意，既然周总理说陈伯达掌握得最好，我们是不是也去天津小站郊区搞搞串联（陈伯达是在小镇蹲点搞“四清”），去了解陈伯达在“四清”中贯彻的是什么政策，与我们到场“四清”实践对比，盼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便去串联老红卫兵，有个别老红卫兵跟我同属动力系。

厥后我家也受到打击，被打成“黑五类”。由于议论过江青，我先生也被打成“反革命”。清华大学划分为两派——保守派和造反派，我和陈清泰（原二汽厂厂长）都是保守派。

实际我也没闲着。一方面“文革”活动要到场，另一方面还要下厂劳动，我总是积极地去实践提高认识。过去的老师傅都特别专业，到工厂调整机器时，我就会想为什么如许调，怎样调得更合适，我把他们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认识。同时通过看书大概自学，把没学过的知识弄懂，比如改革开放后就为办理汽车摆振题目打下了基础。

又比如“文革”期间，我极少到场其时仅有的科研，而是被安排去教“721”工人夜校。但我仍然没闲着，竟然还引导一个“文革”开始时仅为小学生的青年工人，在改革开放后考上第一届全国统考的大学生。后因学习成绩优秀，被派出国留学，直到得到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