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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山东泰安市民王密斯日前因身患重病的父亲必要转到济南接受治疗，从济南叫了一辆救护车到泰安再到济南，但80公里的路程，救护车竟要价3600元。当时面对病情危重的父亲，王密斯只得掏了这笔钱。 解决价格问题，首先必要强化市场监管，比如将救护车的收费纳入当局的管理体系，对乱收费的救护车进行处罚。根据济南市物价局的划定，救护车收费基础价格为10元，行驶里程根据往返合计计算，每公里3元。根据这个划定，80公里的救护车费只需480元。但是，物价部门的划定还有一条：救护车办事的用度可由供需两边在利用前协商确定。正是这条划定的存在，使那辆救护车可以振振有词地收取“天价”用度。 根据市场化的原则，车费确实可以由供需两边协商确定，但是这只能是在供需两边有充分的博弈条件之下才能采用的方法，起码要让作为病人的消费者有充分的选择权。但救护车市场的实际情况是，病人急需到医院抢救，时间就是生命，对救护车的收费只能无条件接受。这种特别的干系使病人难以对救护车收费讨价还价，而救护车则可以乘人之危，开出天价，病人方面无奈之下也只能答应。显然，病人与救护车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市场条件，两者不可能展开充分的价格博弈。 相对而言，救护车的需求是个“小众市场”。救护车不可能像出租车一样在都会门路上空驶揽客，这种特性也决定了它不能实用市场化的原则，让用户有充分的选择空间。而救护车由于出车在许多时间不饱和，因此一旦碰到需求则很容易“狮子大开口”。由此可见，“天价救护车”频仍出现，要害在于对救护车市场的定位模糊不清，或者说错误地利用了市场化的定价机制。 对病人来说，救护车这种难以转移的刚性需求不适宜运用市场化原则决定价格。当局部门应将救护车纳入民生公益类事业，一方面，每个都会的抢救中心都应根据人口总量的一定比例配足救护车。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救护车的价格，并公布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而不能引入所谓的价格协商机制。 一般地说，必要利用救护车的病人大都是大病重病患者，其医疗用度本身已经很高，因此救护车收费应实行低价原则，大体上保持与都会公交的同等水平。当局则应对抢救中心实施财政补贴，保证配足救护车、利用畅通。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既让民众用得起、用得好救护车，也能让救护车在当局行使的医疗保底责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